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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诗不过近人情”——读孝义古城诗社五年作品选《雏凤清声》有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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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高兴,读完了孝义古城诗社五年作品选《雏凤清声》。遵李清泉社长嘱,要我写篇看完之后的感想文字。古城诗社成立于2015年,在清泉先生及众同仁的努力下,做了大量的工作,承传古典格律诗词文化,开展诗词曲赋、书法绘画文化活动,发展会员二百多人,有中华诗学会、山西诗学会会员三十余人,骨干队伍日益壮大。他们进乡村,到乡镇,入社区,访军营,咏校园。组织同题写作,诗词朗诵,书写家乡风土人情、名胜古迹、自然风光,积极宣传“孝·义”文化、红色文化、抗疫精神,吟咏英雄人物、时代先锋、故土先贤,涌现出了不少较好的诗词曲赋作品。可喜可贺,值得鼓励,值得期待。
  新世纪以来,中华大地,写诗吟诗,风起云涌,组会立社,蔚为大观。先是离退休干部,再是中年大妈淑女,后有青年和学子。可见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渐渐在复苏回归,进入大众日常生活,深入国人的心灵世界。其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奇异景象,亦是中国当代文化在互联网、“Z时代”的惊喜景观。
  说句实话,我对诗词曲赋的写作是敬而远之,不敢书写,仅止于欣赏,止于吟读。因为,在这样一个时代里,“三百年未有”之大变革,人工智能、高新科技日新月异。迅猛的发展,经常令人措手不及、不可思议。要想真实而生动地书写出现实之本质、时代之精神、人的世界,真的很难。小说难,散文难,戏剧难,电影难,诗词曲赋更难。因为,比起前者,尺幅短小,字数极少,要想用古典的风范,写出今人之波澜壮阔的时代、复杂多变的心灵,的确极难。何况,当代人之生存语境、情境,与古代迥然不同。词汇语言的表意,亦是天壤之别。古语多为单字词语。今人都是双字词语。双字词语入诗,多是笨拙而不精确。用单字词语写诗,今人常常有“隔”,与现代之语境,“隔靴搔痒”,不尽人意。譬如,“路”一字,古今语境,大同相同。古代多是羊肠小道,一出现,让人有艰难、漫长、万里之遥的情境,今天多是高速、高铁,日行千里,爽而尽兴,不可同日而语。自然,这些字词写进旧体诗词,多是词不达意,语不合境,不仅不精准生动,而且常让人有反讽、幽默、可笑之玩感。所以,常常会出现“不蒸馒头争口气”之类的怪胎和笑谈。所以,不要说新世纪二十年来,旧体诗词曲赋,有万万千、千千万,但真正的好诗好词、佳曲佳赋,少之又少,缺之稀之,让人觉得今人怎么也不及古人,奈何出现不了王维、陶潜、李白、杜甫和苏轼。就是历届的国家级“鲁迅文学奖”,有争议者,多在诗词。著名诗人,大学教授,其诗其词,亦常令民间说三道四,成为诟病笑话。
  但是,亦不能言,今人就写不出优秀的旧体诗词。或者说今人写旧体诗词,其优秀,亦应有标准。庚子春,患疫情,多半年,孤室读书写作。心里乱,思想不静,又拿起中国文章古经典,重读慢读零乱读,只当休闲喝茶养身子骨。觉得中国文章有风骨,且浪漫、风致浓,味道足,耐读养人。好的经典都是有“真性情”。真性情,就是有事有情有理,就是有个体独特之体验,独特之视角,也就是“有我”“近人情”。有“我”之真性情,方有诗之高境界。有高境界,方可得大文章。境界有了,即便几十个字,其诗词的“身子骨”,也有江波之浩渺,风容卓绝。于是,想起民国文人章衣萍。偶读他的诗文片只,觉得清雅脱俗,明清风致,时见性灵的幽光。想起他的诗词主张,“天籁自鸣天趣足,好诗不过近人情。”“诗中无我不如删,万卷堆床亦等闲。”
  家中有几种《人间词话》,床前柜上,都摆在明处,为的是能经常看见,随手读它。因喜欢先生的硬骨头,“五十之年,只欠一死,经此世变,义无再辱。”喜欢先生的心胸博广,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喜欢先生的通透与畅达,“功名耶落空,富贵耶如梦,忠臣耶怕痛,锄头耶怕重,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,之人耶有用无用。”故,尤喜他的《人间词话》。其文一开始,便讲:“词以境界为最上。有境界,则自成高格,自有名句。”“有造境,有写境,……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,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。”“有有我之境,有无我之境。……有我之境,以我观物,故物皆着我之色彩。无我之境,以物观物,故不知何者为物,何者为我。古人为词,写有我之境者多。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,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。”
  其实,《人间词话》就是在教我们如何写诗词曲赋。先生说: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,告诉我们,叙事写景,都在于写“我”之情,景语、情语,虽有别,但其实都是“我”之情语,借景抒情,情景交融,景中生情,情中生景,都是诗词曲赋常用方法。如梁镇川的《满庭芳·驿道驼铃》,“古道青砖斑驳,痕迹着,岁月峥嵘。斜阳照,旗幡店栈,风雨锈街灯。”如冯恩启的《东大王大院》,“画栋雕梁筑绣楼,高墙曲巷锁春秋。方今衰草残阳里,一片凄凉尘土流。”王国维在评近代词人况周颐时,说其词“沉痛,真挚”。意在说明,好的诗词,不在于辞藻和技法,而在于情与理。只有写出真情真意,才能打动心。如任玉科的《采桑子·思念》,“少年不懂离乡苦,总想离乡,总想离乡,欲把他乡做故乡。而今饱受离乡苦,好想亲娘,好想亲娘,泪眼朦胧望远方。”再比如傅一清的《五律·碛口古镇感怀》,由景生情,由情生理,引人深思,“贾商三百户,隆庆几年丰?日月恒行变,枯荣天自公。”南宋文学家叶梦得在评五代前蜀国词人毛文锡时,说:“毛文锡词以质直为情致,殊不知流于率露。”先生深以为然。所谓质直,就是直白直率。诗词曲赋,不能表意直率,而要委婉含蓄,精致有趣,这样才能“不着一字,尽得风流”。如李庆泉写风,“清溪淘卷吻青莲”;写雪,“凄风呼啸吼云天,六角狂飞赋素笺。”姜白论诗,说“雕刻伤气,敷衍露骨”。就是告诉我们,写诗是要工稳准确,但也不可过于雕琢。今人之诗词,多是用字用词,描景写事,机械拼凑,顾不得写情写理。喜欢马佩全的这首《七绝·立冬》,“春来夏至忽临冬,一别光阴不再逢。人到中年方恨老,每于荒野觅春踪。”质朴自然,不雕饰,少辞藻,却真挚,以“一颗寂寞心”,写出了人生的“沉痛”之感。
  清代诗人金应珪说:“词分为淫词、鄙词、游词三种,词之弊,尽是矣。”淫词不多说了,多指因无聊寂寞而写的猥琐轻薄之诗词。倒是,他说得鄙词和游词之弊,今人多有。鄙词,就是用词鄙俗,或命题庸俗,或附庸风雅之作。中国文章中,我尤不喜汉赋,字字浓墨,犹如金农之漆书,用词浓艳而华美,苦心经营,刻意铺排,精雕细琢,鸡蛋上刻清明上河图,有今人所说“内卷”之感,多是文人游戏,好像富人雅士在豪华大厅赋诗喝酒一般,手脚放不开,写来写去,都是应酬之作,都有赞美奉承或炫才耀技之嫌。好像现在的人,一遇重大节日、重大事件写的诗词,换了年份,什么时候都可以用。好用大词、豪语,写教师,是“纸上真功见,文坛揽月归。”,或“苏家三杰,千古文章。启迪心魄,精雕金玉”。好用雅词美语,虽灿之烂之,美之艳之,但修饰过度,用词浓艳,则麻木心灵,仅仅是词语在空转。好用典故,不做注释,别人都不知道说什么。都在于“无我”、不“近人情”,缺乏自己的真面目,缺乏“真性情”。还有游词,指敷衍公事,无关性灵的应酬之诗词。王国维认为,都是以诗词为游戏,借诗词而交际,拼凑成篇,毫无诗趣,更“不衷其性,无关乎情”。
  当然,旧体诗词,首先必须合韵,符合格律要求,没有“旧”的规范,就不能叫“旧体诗”“旧体词”。1957年,毛泽东主席与诗人、学者冒广生谈到“词体的解放”时,一面说:“旧体诗词格律过严,束缚人的思想,一向不主张花偌大精力去搞”,但又说:“老一辈人要搞,就要搞得像样,不论平仄,不讲叶韵,还算什么格律诗词?掌握了格律,就觉得自由了。”1965年在给陈毅的信中,他又谈起此事,还批评陈毅的五言律诗不合形式,说:“你的大作,大气磅礴。只是在字面上(形式上)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。因律诗要讲平仄,不讲平仄,即非律诗。”可见,一代伟人、当代大诗人毛泽东对旧体诗词的写作极严。
  王国维说:“最工之文学,非徒善创,亦且善因”。先生认为,诗词文学最讲究源流与承袭。近年来,国人都喜欢杜甫的诗。他之所以伟大,就在于,他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,“集大成者”。其实,古今中外的文学都是如此,写作都有来路,都有“文脉”,都是在继承中有所创新。美国汉学家、文学评论家宇文所安在谈到王维的诗时,说他的好多诗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化而高出一格的。如《南垞》,“轻舟南垞去,北垞淼难即。隔浦望人家,遥遥不相识。”后两句,就是准确无误地模仿了初唐诗人卢照邻《长安古意》第十五句,王绩《野望》的第七句,却在严谨的简朴中,写出了人的孤独与逃名。杜甫就自称“精熟文选理”,黄山谷也说其诗“无一字无来处”。王国维先生也认为,当今诗人不缺创造性,缺乏的却是继承,缺乏的是经典文学的基础和积累。这些都启示我们,要想写好诗词曲赋,必须多学古典文学,读通中国文章。要想“下笔如有神”,必须“读书破万卷”,更要向古人学习,“走万里路”,洞明世事,练达人情。
  (作者:马明高

(原标题:“好诗不过近人情”)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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